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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教学研究

    学习和培训应该贯穿一生

    [ 来源:   发布日期:2016-05-13 18:51:26  作者: ]

     

    与王教授预约的采访地点是在成都一家知名老字号茶馆,这里有经典的四川小吃,还有川剧的精髓变脸演出,这些正是王教授非常喜欢的。初见王教授,一身白衣白裤,发际染霜,印堂发亮。谈吐之间,王教授神情专注,目光炯炯,声音洪亮。无论是谈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是工作思考,他那缜密的思维、准确的表述、亲切的态度,都令人如坐春风、受益良多。

    王文彦,曾任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司司长、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副会长,现为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,硕士研究生导师及我中心特聘教授。让记者非常意外的是,这位干了一辈子税务工作的老税务干部,家学渊源是世代为医。他笑言,自己当初学的是外科,不为良相,甘为良医,却在机缘巧合中进入到了税务系统,更没想到,这一干就是几十年。

     “1980年,我进入到当时的北京市西城区财税局税务所做了一名专管员,这是我之前万万没有想到,不过对于我们来说,那还真是哪里需要,就在哪里工作,干一行爱一行,没有那么多讲究。”王教授回忆到当时的场景,乐呵呵的感叹到,不是当初的阴差阳错,自己也不会站在这个讲台讲授这财税课程,而是可能在某家医院做手术。

    “1983年,财政和税务分家,我先是在西城区财政局工作,后又调到西城区税务局担任副局长。1987年,因为工作需要又调到北京市税务局征管处当处长,经历了税务征收、管理、稽查三分离,也正是在那一年成立了北京市稽查大队,建立了税务检查处。”王教授回忆到,中国的财税改革进程中的几件大事,我都是亲历者,也见证了财税工作的逐渐完善。1994年,国地税分家,对于新成立的ballbet贝博靠谱吗,很多同志很陌生,当时愿意去工作的同志很少,我觉得工作总需要人去做,就毅然接受组织的安排带领部分同志,到了新成立的北京市ballbet贝博靠谱吗。2000年,我被上调到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司担任司长,这次的调动也算是比较特殊吧,因为这是唯一一个去总局的地税干部。到征管司后,就参与修订了我国第一部《征管法》,也主要参与了第二轮税收征管改革。在此后的工作中,还进入到金融部门,担任工商银行董事,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挑战,退休后根据中央组织部的规定,工作关系又转回到税务局,党组安排我到注册税务师协会,先担任副秘书长,后担任副会长,主要还是管理业务。到中税协担任副会长之后主要负责法律、法规、综合性文件、理论基础研究,还有业余时间就是讲课,包括中税协网校、扬州税院、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硕士生导师。

     

    记:回顾走过来的人生道路,有哪些记忆深刻的事情?

    王:很多。最值得回忆的是,差不多每十年开展了一个周期性的改革。这个周期性改革从1983年两步利改税算起,这个改革派生了财税审分家;第二个十年从1993年筹备新税制算起,按照分税制财政体制要求,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税制体系,主要建立了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流转税体系,这是工商税制的一次结构性调整,也派生了国地税分家;第三个十年,可以从2003年算起,主要是从征管方面巩固新税制,当然也做了一些政策调整,但整体上是巩固改革成果,使改革达到预期目的;从2013年开始,又步入了一个新的十年,这个周期的体制改革是营改增,还有关联着的所得税两法合并,和正在试点个人所得税改革、房产税改革,还有国地税体制问题,这些改革将是这个十年周期中最值得关注的事情。另外在从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司司长任上,我还被调到工商银行担任过董事,从税务干部到金融系统,对我个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挑战。

    记:那意味着对您从国税到地税,从税务到金融,金融对您的挑战性是不是更大?

    王:那当然。所谓挑战性更大,也就是说表面上看着政通人和,在国家经济调控和国家政府管理职能上能力和水平上,越是挑战越大,越是水平越差的地方。包括我们的货币政策和银行金融业、非银行金融业的管理,你看我们最典型的是三大经济杠杆:利率、汇率、税率,其中前两个是我们的短板,为什么拿我们的短板去参与银行管理,因为我们这个平台非常缺乏,外国人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银行家。因为咱们的干部是共产党选派的,党派谁干,谁就能干,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,我们对于金融体制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运作非常薄弱。那么作为我以双重身份到了之后,感觉到更大的问题,我们国家现在根本没有金融税收制度。因此我们的理论研究,包括我们的业务培训,这方面今后是一个非常大的高端业务的领域——就是金融领域涉税的问题。它的政策体制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,我们上市公司质量和我们的监管体制以及实际操作的程序和手续。因此如果你要问这个问题的话,我个人觉得我亲身经历的,我们可能更有余地,更需要涉及宏观税收管理体制方面专门研究的是金融、银行。言外之意这方面的人才更缺。

    记:从税务系统到金融,现在从官员到学者的转变,您怎样看待这样一个过程?

    王:官员本身应该是有学问的,言外之意没有学问就不配当官员。尤其是和平建设时期,外行管不了内行,官员本身就应该是专家。因此,如果你称我为学者,我可能称不上,但是实际上我是比较专研的把工作当做学问去做的这种官员。以我理解,你要想把工作做好,你没知识,没能力,能行吗?这知识能力就表现在学问水平上。因此我觉得甭说出色的官员,就是一个合格的官员必须是个学者。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确。

    记:您在之前的谈话中,多次谈到了学问和培训的重要性,您觉得培训的发展会呈现怎样的状态?

    王:我认为培训应该分为两个层面。一个是任何事业在入门的时候,有些培训应该是别人应该完成了的,比如说学校应该完成的。你们做的大量的培训是后续教育,应该是提高、拔高的,是培养某个事业的高级人才,或者专门人才。所谓高级人才是知识要更新,更新知识包括对于事业、对于学问一些中长期的超前考虑,言外之意是创新的东西。因此你们的培训必须抓住前沿的知识更新,要注意培训的标准,一些师资必须在某个领域是领军的、超前的,敢于创新、敢于试验的,这样才能抓住学员。比如,现在如果要办一个“注册税务师系统党建ballbet9”,那么这样的班没用,为什么呢?他们需要的不再是这样的培训,他们需要的是专业能力。这就带出了另一个特点,培训需要专司机构、专业高度。就是要立足自身的资源优势,聚焦这个行业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,这样办下去才有专攻、有特色。总之,一定要走专业技术的道路,突出高精尖的特点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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